康斯坦丁•缪勒被晋升为陆军少将，然后率领一个帝国陆军顾问团前往亚洲。
这一次，他们的目的地是广州。
中国的南方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新的与北洋政府对立的政权将要建立起来。
一直与北方政府作对的孙博士在一年前得到了苏俄方面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他通过与共*产国际的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朱亚什维利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颠覆中国的北方政府，好收复苏俄在远东的“失地”，因为北方政权与日本人依然在远东有驻军——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三个旅的兵力，但目前刚刚经历过数年惨烈的内战，十分虚弱的苏俄却不愿冒与中国和日本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另外就是第三国际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古老国家推动一场红色革命。
在苏俄顾问团的帮助下，孙博士的广州建立起了自己的军官学校，但他倚仗的军事力量却是李德林将军手上的部队——这位异军突起的广西将领在1924年就差不多已经统一了广西和广东省，甚至开始向云南省进军。
李德林将军是老的同盟会成员，1923年又在一位广西同乡的介绍下重新加入了孙先生的革命党，但他却不是孙的嫡系。但孙现在却不得不倚重他的军队和军事才能。
1924年，孙在前往莫斯科访问之后，宣布了他新的政治纲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这在中国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许多有志于改变中国目前混乱现状的年青人开始聚集到了广州，这里成为了东方的革命中心。
1924年2月，受孙先生的委派，李德林将军曾率领一个gmd军事代表团曾短暂地访问过苏俄，在归途中还顺便访问了奥地利，还拜会了奥地利的社会民工党领导人，“修正主义”的代表奥托•鲍威尔首相。在他身边的奥地利“政治顾问”的影响下，他已经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却没有彻底转向苏俄。由于亲身经历的对比，他认为奥地利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可操作性，而苏俄模式的社会变革太过于激烈，有很大的破坏性。
这次访问也让他变成了一位“修正主义分子”。
从苏俄回国后，李德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个校长的职位本来孙先生是准备给他的一位姓常的门徒的，但他这位先生居然在军校开业前居然离奇地失踪了，跑到了上海。他这是在向孙抗议任命李德林为陆军总司令的选择，但却又失掉了另外一次掌握军权的机会。
李德林通过对革命军的控制，一跃成为了革命党内一位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还排在几位的广东藉孙的老乡之后。
康斯坦丁•缪勒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抵达广州时，孙先生已经去了北京。他还是象以往一样希望通过一些协议来取得政权，接受了主政北方的吴将军和冯将军的邀请，前往北京去参加改组北方政府的谈判。
但他却在北京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患病去逝，在南方留下被他鼓动起来的“革命火焰”。
孙先生的去逝使得他所一手创立起的“革命党”内部失去了约束，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右派和激进的党内布尔什维克派之间的分歧表面化了，两派为了争权夺利，开始明争暗斗，甚至不惜使用暗杀这样卑劣的手段。
李德林将军在他们内部属于中左派，而且手里握有军权，属于两派都要竭力争取的力量，这样就让他和他的军事集团在党内的斗争中水涨船高，成为了一股谁也无法忽视的强大势力。但李德林却一直在骑墙观望，即不参与右派的阴谋，又与苏俄顾问团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广州陆军学校中邀请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教官就是这种态度，他不希望被苏俄军事顾问们全部左右他所倚重的这些军事学员们的思想。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爆发了，事变是以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外国警察枪杀罢工的纺织工人和学生开始的，这个事件当场造成12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上海事件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迅速在国内蔓延成一波反殖民仇外示威，随即是英国人所制造的一系列流血事件，随即在香港爆发了一场持续了15个月之久的抵制英国运动，使得英国在香港的一切商业活动都处于瘫痪状态，这造成了大英帝国数百万英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