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瑞典、葡萄牙这三个欧洲仅剩的中立国（西班牙公开宣称自己不是中立国而是非交战国）派出了记者和代表，然后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一起赶往卡廷森林，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波兰红十字会（应德国新任总督绍克尔的请求）而派出的一个由4名技术委员，1名总部代表（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台尔仁斯基）组成的5人调查团。
记者和调查团成员被指点看了尸骸发掘地，然后还有一堆从死者口袋里掏出来的杂物，包括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甚至还包括一份4月11日的《真理报》，在查看现场后，德国当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屠杀情况相对比较细致的调查报告，里面不但有被捕的红军内务部队成员证词，还有当地居民的质证，虽然调查团只进行了初步核实，但很多人都认为这份报告描述的事实是可信的：
“……从1940年3月初到4月下旬，每天有2－3辆装满被捕波兰军官的车厢偷偷地运到格涅日多夫站来，他们被汽车运往铁丝网围绕的区域……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喊声和枪声。”
调查团还看到了许多被法医检验过的波兰军官的尸体，他们的伤口无例外地是用转轮手枪子弹打的，子弹打进后脑勺又从前额出来。卡斯台尔仁斯基在调查报告里写道：“很显然，伤口是同一性质的，射击的是同—个方向，所有射击都是用手枪——所有军官都是近距离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尸体被紧紧地背绑着手，这可能是他们进行过自卫和反抗。他们身着波军军服，佩戴着奖章、装饰品、校级的标志，裤子和鞋这些东西都尚完好……我还看到了两位将军的尸体，他们被证实是斯莫拉文斯基将军和博哈罗维奇将军，这从他们的将军级镶条的标志上可以看出。”
现场记者还从大量的死者日记中发现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索尔斯基少校被杀前的一份记录，记录就在他的尸体旁：“……凌晨3时30分，一小分队波兰军官被苏军从被关押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军营科泽尔斯克带到斯摩棱斯克，早晨5时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来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指针指向6时30分，他们会将我们怎么样？……”——大约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即遭枪杀。
摄影记者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文字记者则抓紧时间记录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东西，现场十分安静，关于尸体的数目，斯卡尔仁斯基认为应为4000多人。至于周围的德国人，除必要的帮助，对整件事完全不予介入，放任调查组调查——斯大林干的好事，自然有人会来揭穿，跳得最欢的是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民族委员会——从顿河前线紧急赶到卡廷森林的弗拉索夫上将大大秀了一把存在感，一方面对记者和调查团讲话，对整件事情深表遗憾，代表俄罗斯临时政府向波兰方面道歉；另一方面又表示这是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深重罪孽，他要做的就是率领俄罗斯解放军推翻这个暴虐政权，建立新俄罗斯。
霍夫曼想得很清楚，既然要“逗”斯大林，药的分量一定要足，一定要把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军拉出来刺激一下对方，在这两天你来我往的交锋中，波兰流亡政府和俄罗斯临时政府一时频频出现在报端，成为世界舆论共同关注的焦点。
现在有头脑的人士都能猜得出来事情真相是什么，虽然丘吉尔在伦敦给波兰流亡政府施加压力，但这群“脑子不清醒的混蛋”（丘吉尔原话）还是闹得众人皆知，再拉上一帮子“义愤填膺”、“不明真相”的议员，整体上闹得乱哄哄的。
“元首，这次的新闻对打击英美苏三国同盟有多少用？”
“基本没用。”
“没用？”一堆人傻了眼，闹了这么大声势，费了如此代价，还兴师动众请了这么多人，最后是一句“没用”，所有人都感觉很不甘心。
“只要英美还需要红军牵制我们的陆军主力，他们就不会与斯大林翻脸，波兰人还没亡国前就是英美拿来送人的礼物，区区一个流亡政府更是无足挂齿，但是……”霍夫曼笑道，“对斯大林无用不代表对我们无用。那些东方国家的军官和政客应该会懂得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将来的下场只会比波兰人更惨。而弗拉索夫会获得更多的支持者，那些照片、胶卷可以拿去红军战俘营播放，有关传单、广播、报纸也可拿去针对红军部队宣传，让他们自觉站出来反对斯大林暴政。对了，给古德里安也准备一批，让他空投给美国人——让那些自由主义战士明白他们的盟友是些什么货色。”
众人哄堂大笑。
“虽然莫斯科一再宣称整件事是我们在造谣，但斯大林色厉内荏的本性是包不住的。”蔡茨勒介绍道，“屈希勒尔元帅发来电报，红军西北方面军一反常态向他发起进攻，方向指向斯摩棱斯克，不过已被我们击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