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贺建党这么说，大家脸上都露出一丝喜色，赞同之声此起彼伏，除了贺老头。
而齐淑芳心思缜密，没有露出恼怒之色，一边把一直拎在手里的两条大草鱼放进破水缸里加了水，让它们得以喘息，一边问贺建党道：“然后呢？”不管怎么说，贺建党是贺建国的亲哥哥，他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枉顾自己亲弟弟以及弟媳的利益。
虽然王春玲嘴不严，又爱嫉妒，但是贺建党和贺建军兄弟还是很照顾自己家。
不说别的，贺建国寄来的大前门可不是白送的，之前野鸡糖块啥的自己也没忘记他们家。
对于齐淑芳的沉静，贺建党眼里闪过一抹赞赏，道：“上交给集体当然不是无偿的，生产大队里的社员拾一捆柴禾都要记工分，何况你打的两头野猪？你们说是不是？”
他问的是其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后者一齐点了点头。
大队长贺敬东道：“这是应该的。国家不能强行占据社员的一针一线，齐淑芳同志上交多少野猪，就该记多少工分。齐淑芳同志打死这两头野猪，既救了许多社员的性命，又替庄稼除了害，是善举，是大善举。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贺建国平时很敬重这位大队长，又是他们本家堂叔，道：“您请说。”
贺敬东道：“这不是有两头野猪吗？一头咱们处理了，把肉送到副食品收购站，少说三百多斤肉，也算咱们今年对国家的贡献之一，等到年底可以少交一两头猪，卖野猪肉得到的收入归于大队总账上。另一头野猪处理后，除了齐淑芳同志自己留下的部分，其余的归于大队，然后按人头分给所有社员。当然，谁家分了肉都是需要记账的，年底算账。”
就算年底算账得扣去这块肉的钱，有肉吃大家心里也乐意。没办法，他们这里穷啊，物资又极其匮乏，一年到头就过年那时候能吃上一口肉，平时没有本事的人极难吃到肉，城里的肉票是不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没办法买肉，供销社收的家禽肉蛋也不卖给他们。
“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没想到今年竟然这么好，才过年没多少天，就能又吃到肉了。”
“同意，同意，俺们都同意，快给俺们分肉吧，拿回家给老人孩子打打牙祭。一斤肉七八毛，十斤七八块，俺挣的工分一年能分好几十，够买好多肉呢！”
贺敬东见大家都同意了，就问齐淑芳的意思。
齐淑芳心里明白，贺敬东这位堂叔和贺建党这位大哥这么处置，自己一点都不吃亏，算工分，就是按野猪的价钱算，有了工分就有粮食，如果自己把野猪卖了，手里是有钱了，可是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还容易落人话柄，得不偿失。
这时候什么最重要？肉，她不缺，她缺粮食，她想囤积很多粮食，想天天吃细粮，细粮就是面粉，唯有小麦可以出品。她还想吃大米，不过大米是算在粗粮里的，但价钱比面粉贵。
听贺敬东问，齐淑芳点头道：“就听二叔和大哥的。”
众人顿时欢呼出声。
贺建军立刻问道：“你是算毛重，还是等明天把野猪处理了算净肉？”
那些干部们有人希望她算毛重，有人希望她算净重，希望她算净重的肯定都是贺家自己人，不希望自己家的媳妇吃亏。
齐淑芳笑嘻嘻地道：“算净肉。”她可没忘记供销社话唠售货员说卖肉其实净肉更划算。
当着众人的面，她屈指算了算，道：“我也是上过学读过书会算账的，这两头野猪就算八百斤毛重，和猪肉价差不多，顶多三毛五一斤，一共才二百八十块钱，算工分也就只有一万四千分。算净肉可就不同了，就算剔出七成肉，不算下水骨头一类的，七成肉是五百六十斤，一斤七毛五，可得四百二十块钱，足足能换两万一千个工分。”
这具身体去年的工分一共有多少？不到三千分。这还是贺建党和贺建军偷偷照顾着这个丈夫不在家的弟媳妇，给她记的工分比较高。有了这些工分，分粮时能分很多粮食，分钱时也能分很多钱，生产队不可能毫无节制地分粮食给社员，多出的工分会折算成钱。
也就是说，到了年底，卖野猪肉的钱扣除自己的粮食费用，其他的还会到自己手里。
听她算得头头是道，贺敬东竖起了拇指，道：“难怪建国那小子死皮白赖地非要娶你进门，果然是个聪明小媳妇，会过日子。你不打算留一部分肉？”
齐淑芳忙道：“留，怎么不留？我之前跟帮我把野猪运回来的大伙儿说过了，我请他们吃肉，不管怎么说我得留一部分，分他们一人一些，给我哥嫂家一些，让我爹尝尝鲜儿，再腌制一些给建国寄过去。我就是先算一笔账，证明交净肉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