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季山虽然大难不死，可身子终究是亏了不少。他又不舍得花钱看病吃药，再说儿子上大学的行李、火车票就要无数费用，他还能不知道自家家底？他仗着自己几分行医底子，写几味草药，让妻子上山挖来煎了汤喝。家里把平日一角一元节省下来的钱全拿出来，又把平日里“用不了”的布票、粮票、油票、糖票换钱，总算成功替宋运辉置办了一件白的确良衬衫、一件卡其罩衫和一条卡其裤、一条劳动布裤，还有一双新的解放鞋。其他被褥之类都是宋运辉插队时候用的现成货，让宋运萍拿到八月的太阳下晒了好几回才晒走猪骚气。
一家人因此宣告倾家荡产，连走到县城乘汽车送儿子到市里火车站的钱都没有了。可又不舍得不送，知道他这一去将几年没钱回家，一家全都想去送。于是，他们凌晨一点就起来了，从披星戴月，走到艳阳高照，到市里的火车站把最后一点毛边毛沿的钞票换来一张挺括的硬纸板半价火车票，准时把宋运辉送上火车。宋运辉成了宋家第一个乘火车的人，幸好不用转车。即使到分手的最后一刻，宋运萍还一再地叮嘱弟弟，要政审那么严格才能上的大学，里面的人一定都不得了，她要弟弟这个狗崽子夹着尾巴做人，千万别乱说乱动。宋运辉说他知道，宋运萍却不放心，数落弟弟一向大胆得豁边，“知道”两个字不能放在嘴巴里得放进心里。一边说，一边人流裹带着宋运辉去检票口了，做母亲的先哭了出来，父亲、姐姐跟着哭。宋运辉咬着嘴唇几乎是倒着走，可最终还是越走越远，到转弯看不见家人，他这才擦了眼眶里的泪水。
宋运辉一直认为，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宋运辉好奇地想，这就是“五湖四海”的意思了吧。他伸着脖子听得入神，倒是把离乡别土之愁抛到脑后。反而是父母姐姐送他上车后，闷着头就往回赶，一路时时流泪，一句话都没有。
宋运辉原以为火车上的人已经精彩万分，到了学校才知道，同学才是真正的五湖四海。班里最大的同学年届三十，有儿有女，整整比他大十四岁，还领着工资上学。最小的也是高中应届毕业生，还是比他大，班里系里所有的人都叫他小弟弟、小神童，他到哪儿办事，人家一看他的稚嫩长相，都忍不住哈哈笑着问他是不是那个小弟弟，他竟成了小小的名人，比有儿有女的大哥还有名。而他的家庭成分，在他寝室八个人中，还算是小儿科的，寝室老二的父亲，还是上报纸的老右派，这让从小忍到大的宋运辉如释重负。教他们的老师也是右派分子，可在迎新晚会上，几个以前与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过的教授讲师还欢快地跳起苏联舞，矮着身子跟鸭子走路似的。受他们的欢快·感染，宋运辉感到自己可以不用一忍再忍，他终于偶尔说几句心里话。宋运辉几乎是一滴不漏地将这所有新奇事写上信纸，一周一封信地往家里寄。这些信宋运萍都爱看，看了好奇又回信来问，但做姐姐的总不忘后面跟一句，嘱咐弟弟不能忘记读书。
宋运辉怎可能荒废学业，别说他是真的喜欢读书，就算是他想贪玩，那些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的大哥大姐也会裹带着他读书，读正书闲书。“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学习资料非常简陋，几乎没有像样的课本，很多是学校自己开工拿油墨印的，有的是老师每次讲课带来自刻蜡纸印出来的几张教材，还有的连书都没有，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记，英语更是从abc开始学起。老师都恨不得把所学所知一股脑儿塞给学生，总教育他们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学生也是再苦都愿意。宋运辉年少记忆好，学什么都比高龄同学来得容易一些，让那些大哥大姐羡煞。
班级寝室里，说起学习，宋运辉如鱼得水，但说起时事，他立刻哑口无言，他什么都不懂。他那封迟来的录取通知书，大家替他分析，是有人恶意卡住不放，或者有人扣住信函却去信到录取学校要求取消录取他这狗崽子都有可能，见差点出了人命，怕惹大祸，才悄悄放回他家。同寝室大哥们替他分析的时候，还一致拍着他肩膀，叹说他们一家还是纯洁，难得的纯洁。那个从北大荒来的同学说，他当时为了报考77年的高考，寒冬腊月冒着大烟泡找连团教导员干架，人都被他盯怕了，才放行。宋运辉心想，他和姐姐如果政审时也撒泼一下，会不会姐姐也有了机会？
班级里经常有政治学习会，久经沙场的大哥大姐们不耐烦非把一目了然的报纸文章在会上读一遍的教条主义愚蠢做法，当然就把读报的任务推给最小的宋运辉，辅导员后来顺理成章地偷懒，让宋运辉去校门口拿每天一张的《人民日报》。宋运辉几乎不会讲普通话，班级读报会就变成大伙儿教宋运辉说普通话的改造大会。宋运辉有时给笑急了，发誓以后用英语读报给他们听，大家却纷纷起哄说拭目以待，这就把宋运辉逼上梁山，不得不拿出以前自学高中课本的劲头自学英语。但更多时候，那些大同学唇枪舌剑地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辩论“两个凡是”，宋运辉只有旁听着发晕，真理不通过实践检验，就像数学公式不通过论证，怎么可能认定它成立呢？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几个字有什么可辩的？他很不理解那些大同学在这句话上面的认真劲儿。
宋运辉从来没想到过他这样的人能有资格阅读并保管《人民日报》，记忆中，《人民日报》是只能出现在校长办公室、街道革委会办公室，而且摆放在报架最高一层的宝物。他很珍惜这个保存《人民日报》的机会，不管看不看得懂，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将报纸全部看一遍，即使极其枯燥的长篇社论，他也硬着头皮生吞活剥，有时候硬是看没有懂，看完都不知报上说些什么，需得大哥们一个指点，他才能略有头绪。从报纸上，他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了，他并不清楚这届会议有什么要紧，只知道那些大哥大姐一反常态，抢着看报，然后都不需要辅导员组织，他们自己课前课后展开热烈讨论。从他们的讨论中，宋运辉不仅对政治形势若有所悟，更是渐渐产生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知道怎样把报纸上的新闻理论与自己的生活学习联系在一起。
当然，更多消息则是来自小道，来自那些有背景同学的家信。宋运辉如饥似渴地在大学里学习着理论知识，同时向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同学学习社会大学的知识。但学得的大学知识更多只停留在名词、停留在概念。
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宋运辉没钱回家。但是春节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都浇灭不了他心头刚升起的熊熊烈火，他第一次因此参与了大同学们之间的讨论，也尽快将这一大好消息用信件传达给家里的父母姐姐：中央作出给“地富反坏”摘帽的决定了。在信中，他还把与同学讨论后得出的见解也一起写上，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从此可以挺起胸膛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