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684-723年），为中书省政事堂时期。
这个时期，政事堂始正式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裴炎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李华《中书政事堂记》云：“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书令，执事宰相笔，乃迁政事堂于中书省。”（注：《全唐文》卷三一六，清光绪辛丑年广雅书局刊本第64册）《唐会要》卷五一《中书令》条亦云；
“永淳三年（即光宅元年）七月，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其政事堂合在中书，遂移在中书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唐纪·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83年）》载：十二月，丁巳，高宗崩。
甲子，中宗即位。甲戌，以裴炎为中书令。
“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征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政事堂迁至中书省后，在制度上明显的变化，是宰相于政事堂议决政务时，有轮流
“秉笔”或
“执笔”之制。《新唐书》卷一一七《裴炎传》云：“旧，宰相议事门下省，号政事堂，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同书卷一二三《韦巨源传》亦云：“神龙初，（巨源）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要官缺，执政以次用其亲，巨源秉笔，当除十人，杨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可见这个时期秉笔宰相之常务，乃有三项：（一）诸宰相议政时，主持会议；（二）会议之后，总其纪录；（三）秉笔之日，坐政事堂办公。
（一）政事堂的职权。毫无疑问，开元以后，政事堂已经合中书门下两省而为一个权力机构，它的职权无疑拥有中书门下两省之职权。
《唐六典·中书省》云：“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注：《唐六典》卷九《中书省》，《旧唐书·职官志》同）《唐六典·门下省》又云：“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注：《唐六典》卷八《门下省》。
《太平御览》引《唐六典》
“门下省”条
“所谓”作
“盖以”）可见中书门下职掌乃是
“佐天子而统大政”，是
“统和天人，以和万邦”。这实际上是宰相之职。如今政事堂
“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职权之重，权势之隆，可以想见。
诚如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所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
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
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与，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
事不可以轻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财不可以擅加于赋，情不可以委之于幸，乱不可以启之于萌。
法紊不赏，爵紊不封，闻荒不救，见馑不矜，逆谏自贤，违道变古，此堂得以杀之。
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注：见《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中书政事堂记》，广雅书局刊本第二○○册。
《玉海》卷一六一《唐政事堂》引李华《中书政事堂记》：“逆道于仁”作
“人”；
“兵不可擅兴”作
“擅诛”；
“权不可擅与”作
“擅施”；
“法紊不赏，爵紊不封”作
“代紊不赏，削紊不封”；等等，错漏几不可读。见清嘉庆年间刊本）观此可知，开元以后之政事堂，赋政四海，允厘六职，统和天人，总齐机衡，已为朝政之本。
（二）政事堂的组织。政事堂分正堂与后院两部分：正堂为宰相办公室和会议厅；后院为政事堂秘书处，分设五房办公，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
《古今图书集成·官常典》载：“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都堂也。”（注：参见《古今图书集成·官常典》卷二五七《公辅部》杂录二引《却扫编》）《新唐书·崔元综传》云：“元综，天绶初以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注：《新唐书·崔元综传》。
《玉海》卷一六一《唐政事堂》亦作
“天授初”）正堂之后，列有五房秘书处。《新唐书·百官志》云：“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注：《玉海》卷一六一同）又，《玉海》
“宋朝枢密院”条云：“开元中，设堂后五房，而机密自为一司，其职秘独宰相得知。”（注：见《玉海》卷一六七《宋朝枢密院》条）由此可证政事堂秘书处五房官属，是设在中书门下正堂之后，为诸吏史治事办公之地，入品者可为五房之长（注：参见金毓黻《后堂官考》，载《文史杂志》第五卷第七、八期合刊）。
五房僚佐所掌虽属秘书工作，但因其多为国家机密大事，权位很重。《资治通鉴》卷二三七
“唐纪·宪宗元和元年”载：“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胡注云：堂后主书，即今之堂后官也），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像滑涣这样作势弄杖者，固属不多，但也说明五房僚佐地居权要，宰相亦未可小视。
（三）参加政事堂会议人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者，唐初为三省长官；高宗以后，为中书门下长官，或带
“同三品”、
“平章事”、
“参知政事”等衔官员。中书舍人和堂后五房长官因工作关系，经执笔宰相同意，亦可参加会议。
政事堂会议与朝议不同。政事堂是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权力机关，必须宰相才能参加。
朝议为皇帝临朝时与诸大臣之议论，因此，文武百官品高品低者皆可与议。
朝议所议之事，据记载多为军务大事，盖以军务关系国家至大，必须皇帝临朝议决。
《旧唐书·严绶传》云：“（元和）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寻加淮西招抚使。”（注：见《旧唐书·严绶传》）是朝议军务之一例。
政事堂会议与廷议亦不相同。朝议由天子临朝议决，廷议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书、九卿诸监，下至侍郎、御史等皆可参加廷议。
《旧唐书·刘文静传》云：“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注：《旧唐书·刘文静传》）又据《新唐书·姜晦传》云：“（晦）为吏部侍郎，主选。处事精明，私相属诿，罪辄得，皆以为神。始，晦革旧示简，廷议恐必败，既而赃赇路塞，而流品有叙，众乃伏。”（注：见《新唐书·姜晦传》）《旧唐书·王唆传》载：“时朔方军元帅魏元忠讨贼失利，归罪于副将韩思忠，奏请诛之。晙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己，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独杀非辜，乃廷议争之。”王晙当时为殿中侍御史。
《旧唐书·杜佑传》亦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