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大唐帝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保障整个帝国的利益，拥有一个大政府，也是中华数千年文明沉淀的必然结果。只有如此，才能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之上实行政令一统，集中力量办大事。任何背离最高中枢搞小山头，小区域的做法，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对于这一点，李泽很清楚。旧唐末年的节度使分而治之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而李泽现在要做的，便是要用一个统治集团，来替代过去的一家一姓之江山。将这大唐所有的精英都收入囊中，然后再从这些精英之中挑出那些最出色的来治理这个国家，会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当然，李泽也明白，任何政治制度的改革，必然要与时代相适应，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所以他的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点点的试探，一点点的进步。
义兴社已经存在并发展十余年了，十余年的耕耘，至少在北地，义兴社已经深入人心，在老百姓的心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才着手将义兴社与大唐的地方官府慢慢地融为一体。让老百姓们生出这样一种感觉，即义兴社便是官府，官府便是义兴社。从有事去找义兴社作主，变成有事便去找官府做主。
这事儿，说来简单，推行起来，却并不容易。
多年以来的经验，告诉了老百姓们，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绝不去找官府。因为找官府，便意味着有可能四大皆空。
所以过去，他们依靠宗族来解决问题。
在宗族被李泽强力打击之后，慢慢地换成了找义兴社解决问题。
现在，李泽正在努力地向着第三阶段过渡。
如果第三步完成了，李泽便可以自豪地讲，他这一辈子的任务，差不多就算完成了绝大部分了。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指望一步到位。
虽然他已经确立了义兴社的官方地位，确立了最高委员会的权力，但想要在短时间内，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仍然是不可能的。在很多人看来，义兴社只不过是自己独揽大权的一个工具。这种认知，需要在长时间的实践之中去慢慢地解决。而自己要做的就是在今后很长的时间之内，慢慢地树立起这些委员会的威信。
李泽已经决定，除了军事上的事情，在今后的时间内，他将不再触碰其它的政务，要让那些委员会的主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并且慢慢地滋生出与自己分庭抗礼，可以彼此制衡的自觉来。
当然，在这样的形式之下，如何去统治如此大的一个国家，李泽还要去摸索，那些马上就要新鲜出炉的各大委员会的主席们，也需要去慢慢地摸索，适应。但李泽却极有信心，因为只要自己还活着一天，便能站在上帝的角度，去俯视这一项项重大的改革的前进情况，一旦出现了偏差，便可以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威望，将他们重新扳回到正确的道路之上来。
这一点，也只有自己有可能做到。
在自己以后，任何一个帝王，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威望了。
而当一切都按着自己的所思所想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之后，义兴社本身就将具有强大的容错，纠错能力，而到了那个时候，才是自己真正功成身退的时候了。
新的大唐涅磐重生，如凤凰浴火，展翅高飞。对于在这十几年中，抛头颅洒热血投入了自己的所有为此奋斗的人们，酬功是必须的。
加官晋爵那是必须的。
不过与过去新王朝的加官晋爵，新的大唐却是做出了极大的改变。
大唐的爵位分成了八等。
第一等：王。这只适用于李氏子孙。
第二等：国公。
第三等：开国郡公。
第四等：开国县公。
第五等：开国县候。
第六等：开国县伯。
第七等：开国县子。
第八等：开国县男。
八个等级的爵位，不存在任何的世袭制度，封妻荫子这样的事情，被完全取消了。只有为国立下大功的人，才有可能根据其功劳的大步获得爵位。而这些爵位，在其本人不犯错的情况之下，会一直持续到本人的死亡为止。
获得爵位封赠的人，不再拥有食邑，因为这与大唐最为根本的国策，土地政策是相悖的。每个爵位都对应着相应的政治待遇以及经济收入，而经济收入，完全折换成金钱来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