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由原来的红军改编出来了，但是当时共产党最高明的一点是，我只能进行战略配合，不能服从战役指挥。虽然编为国民军一部分，我只能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在正面打，我跳到日本后方打，战略配合，怎么打是我的事儿，独立自主，至于说蒋介石讲给你分一段任务，那坏了，把你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让日本消灭你，这一点绝对不能答应的。
不能接受战役指挥，蒋介石也答应了，跳到日本后方，很快不就被消灭了嘛，结果跳到日本后方，大发展起来了。国民党军队丢掉了一半中国，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敌后，日本只能占点和线，广大农村成了空白地区，这样就把力量发展起来了，建立广大根据地。这时候白区地下党干部到农村去，配合八路军行军发展力量。
同时，农村根据地也要搞隐蔽斗争。抗日战争初期，农村根据地到一个村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挂一个牌子，鬼子来了之后又抓又杀，老百姓也受不了，后来怎么办呢？特别是到1941年到42年，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怎么结合呢？
就采取四种政权形式，抗日一面村，就是在根据地内部，这个村子里只有抗日政权，鬼子来扫荡，老百姓和村干部全都往山里隐蔽。有的靠鬼子比较近的，是抗日两面村，这个村里又有抗日政权。又有维持会。基本上是抗日政权。鬼子来了维持会会长出来了。拿面高要旗讲一下，这时候抗日干部跑了，老百姓不用跑，可以维持一下。
离敌人据点比较近的时候，就是敌伪两面村，主要是敌伪政权，秘密有抗日政权，但是抗日村长和敌村村长很可能是一个人。还有敌伪一面村。在这个村子里完全是伪政权，没有抗日政权了，但是得靠秘密武工队活动。因此，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人民战争原则在抗日战争中间是最后形成。
另外，在上海华东局的活动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上海的环境特别复杂，又有国民党蒋介石势力，又有汉奸汪精卫的势力。也有日本人的势力，还有外国租界。弄到一块非常复杂，谁也统一不了，中共华中局的情报组织在这发展力量，如当年的电影《51号兵站》，主要是培养新四军输送物资、输送药品，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
当时的情报组织还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功绩，获得了一个最重要的情报就是日本战略情报。当时日本首相秘书尾崎秀实，这个人原来是日共的秘密党员，像中西功原来在上海就加入中共了，本身是日本人，这些人就是信仰的力量。
尾崎秀实是日本首相的秘书，首相开完会不做记录，回来口授一番，让尾崎秀实给他记录。所以尾崎秀实的情报一份通过佐尔格，苏联情报员在驻德国大使馆，表面是德国人，实际上是苏联情报员，发动莫斯科，通过中西功在上海发到延安，看了他们发来的情报，等于参加了日本的会议并做了记录一样。
日本当年最重要的情报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是南进还是北进，北进，进攻苏联，苏联就危机了，南进是珍珠港，那就最有利了。这时候当年来讲是搞清了这个情报，中西功和尾崎秀实最大的贡献，这是当时尾崎秀实和中西功功不可没。苏联还专门给佐尔格发了情报，佐尔格的情报挽救了莫斯科，因为苏联得到的情报才敢把远东军二十个师调去保卫莫斯科，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二次大战中间最出色的间谍是佐尔格，实际上他是德国人，他哪能获得到？实际上还是尾崎秀实和中西功这些人，实际的功劳还是他们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当年王秀文从日本人中间发展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他们的电台后来被日本破获了，整个全抓起来了，出现了佐尔格尾崎案和中共谍报团案，秘书是共产党，这是最大的泄密，近卫首相被迫辞职，东条英机接任，这应该来讲是二次大战日本一次最大的情报泄露。
泄露的原因是什么呢？政治信仰的原因，后来把中西功这些人抓到法庭上审判，叛国罪，中西功说我根本不是叛国罪，我也不是间谍，我认为促进日本法西斯早日失败，我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日本，我并没有叛国，我不承认我叛国，我提供情报是真的，我只是加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失败。
中共中央社会部1939年2月在延安成立，当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但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相关措施纷纷出台。于是，“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