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呢用老资料呢说的是我党特有的清查啥的，主要是说对广大的八路军战士进行广泛的调查，针对敌人扫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调查后向上级汇报，而随后来的就是针对干部的清查了，这个可就要严重的多，也保密的多，是属于不公开的清查。
现存的很多资料也对这些“运动”很少提及的，咱们还是用资料来简单介绍下，所收录的都是经过搜集、论证后的真实材料，在此对那些敢于揭开历史真相的有心人们，真诚的表示感谢。
1941年春节过后的晋察冀区调查后，紧接着就是三查肃清，不少干部和指挥员在这次运动中未能过关，比较突出的就是是因为他们的“被俘”问题。
熟悉我党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每次整风肃查，都离不开审干。而且，每一次审干，都不会空手而归，总要整出一些“坏人”来。
同1941年的清查相比，1944年初的全区整风，审查风暴要厉害的多，各分区都加了不少的典型，一分区呢最后只有两个干部未能过关，都被宣布为“整风结束后继续接受组织的审查”。这两个干部，一个是退下前担任武警部队政委的李振军，另一个是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党员白殿风。
他们二人都是因为曾经被捕过，而且被捕的这段历史一时很难说得清楚。或者自以为说清楚了，但不被组织所采信。能说清的一般都有几个方面的证明，比如有同狱的狱友证明。有敌人的审讯记录证明。有我党的高级领导出面证明等等。
上述那两位就卡壳在同狱的狱友呢牺牲了。还没拿到敌人方面的审讯记录，我党对他们的营救呢属于高度机密，不能泄露中间人，无法提供证明。当时没有直接处理掉，据说也是最高层发了话的，可以留着再审查。
一分区曾经被捕过的干部还有几位，有一些资历很老的党员，都是在抗战以前从事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有些人的地位甚至很高。属于“中组部管干部”，由晋察冀军区放在一分区考察使用。但由于历史上被捕过的缘故，在晋察冀军区和一分区都得不到重用，而且都在档案里背着个“内部控制使用”的通知。
也许因为这层原因，这些干部大都没有从事军队工作，而是在一分区地委、行署工作。他们虽然在过去担任过领导职位，但现在被任命的职务都不高，大都是秘书、区委书记、股长什么的营一级干部。
别看这些人是下放到各分区的，但是有些人恐怕连所在分区的军政领导都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背景！知道他们真正的经历的，恐怕全党加一块都不超过十个人！
这个跟41年一分区李振军一起查不清被捕经历的白殿风就是一例。据他自己说。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是中央“特科”的一员。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跟潘汉年也很熟。还专门学过暗杀、盯梢、反盯梢、传递情报这些搞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
但他的顶头上司是顾顺章，这就造成了他“说不清楚”的主要障碍。以后被捕，释放，是不是像顾顺章一样曾经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效力过？都成为他要“说清楚”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白殿风在一分区，担任易县中心县委（一度成为“易定满徐联合县”，县委书记杨士杰，1944年底杨成武走以后的一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下面的一个区委书记。整风通不过，势必在他的精神上造成压力，整风运动结束后不久就牺牲了。有人说他那次的牺牲可以避免，是他自己以求一死，通过战场上的牺牲来证明他对党的忠诚。
前面介绍过的那位担任一分区地委学习委员会秘书的1923年的老党员李舜琴，五次被捕。但被捕期间的表现可查，又有不少证明人在世，且证明人都担任着各级领导工作。所以李舜琴可以过关，但得不到重用，不能够被任命重要的领导职务。否则，他的资历足可以在晋察冀边区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