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算是快的了，因为我们已经基本确定这种药物有效，省去了最关键的步骤，许多大型药企研发新药的时间往往长达十年之久。”马蔺院士笑着说道。
“说起药品研发，我倒是想起去年看的一部电影来，《我不是药神》您看过没有，里面有好多问题我没想明白，想向您请教请教。”沈隆赶紧说道，医药的问题专业度极高，外行人根本搞不清楚里面的门道。
马蔺院士点点头，示意沈隆尽管开口，沈隆问道，“这部电影看着挺揪心的，但是看完之后仔细一想，好像除了那个卖假药的张长林，似乎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派；当时我看制药公司的代表挺不爽的，可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新药的研发往往需要花费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和漫长的时间，他们卖那么高的价格似乎也正常。”
“毕竟没有什么比利益驱动更能推动科学进步的了，如果开发新药不赚钱，那些制药公司自然不会把精力花费在这上面，现在特效药的价格虽然贵，但总还有的吃，如果没人研发新药，那可就想吃都吃不上了。”
“嗯，你说的的确有一定道理，不过看待问题还是太简单了，这部电影里反映的问题很现实、也很敏感，所以很多方面导演都没有表现出来。”马蔺教授喝了一口茶说道，“就拿《我不是药神》里的格列卫来说吧，这款药其实和普通药物不大一样。”
“首先，你知不知道这款药的全球售价就数中国最贵？”马蔺教授反问。
沈隆摇摇头，“不应该吧，按道理说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很不发达，人均收入和欧美发达国家差老远了，就算格列宁的售价不应该比欧美便宜，起码也得一样吧？”
“事实就是如此，格列宁在中国卖得比日本、欧洲和美国都贵，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们国家的药品售价分好几类，一类是政府定价，比如疫苗等使用广泛的必须药品，政府会通过定价来限制利润，以便让更多人能用上。”
“一类是市场调节，让市场来调节这些药品的价格，通常由于竞争的激烈性，这类药品的价格也不会很高；还有一类是政府指导价，限制最高零售价；而格列宁属于单独定价，诺瓦公司拥有完整的定价权，他们爱卖多贵就卖多贵，这种情况不太妥当，如今国家正在调整相关政策，但是至今仍未成形。”
“还有一个原因，当年中国医药流通环节太过繁复，从药物出厂定价，走到医院药房，中间的环节渠道存在太多的灰色空间，这无形之中也增加了成本，导致患者不得不承担更高的价格。”
“格列宁在进入国内市场的时候市场定价为23500元，而电影中卖得却是37000元，多出来的差价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一点近些年来有所好转，自从何如意博士主管药品评估中心之后，开始推广医药两票制，药品从药企到医院或药房终端之间，最多只能有一道流通环节，只允许药企到代理、代理到终端2张发票存在，有效压缩了药品流通成本，限制了灰色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