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与银号的不同：
钱庄、票号经营的货币兑换、汇总、存放款、发行票据等都与近代西方银行业务接近，但钱庄、票号与近代西方各国的银行有着深刻的区别。
首先，钱庄、票号中大多数经营规模较小，资金多是一家一户的，有些是一个家族的，很少有广泛集资的，而同时代西方各国的银行却多是较广泛地集资兴办的。钱庄、票号的业务限于国内，而当时西方各国的银行多有跨越国界的业务。
其次，钱庄、票号的存放款，用于生产性资金周转的所占比重很小，特别是由于放款利率较高(一般年利率多在十分之二上下)，用于生产的放贷更少。换句话讲，就是钱庄、票号的业务与生产存在脱节的情况。这样就严重限制了业务范围的扩展。最后，钱庄、票号的人员组成、经营管理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性。其人员上下关系，多靠血缘、宗族、主仆、师徒等来维系，其管理也是家族式的管理。
钱庄、票号的极盛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随着国内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它们也就因完成了历史使命而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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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与范围：
山西票号的营业内容和范围，主要是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关于汇兑有以下六种情况：
一、同业对交，各凭各信，不立字据，汇水随市面松紧，临时酌定。
二、迟票。除以兑期另加汇水外，所占之期，按月估算递加。
三、兑条。手续于定汇之后，立一对条，齐中剪为二纸，汇款者持上半页，承汇者将下半页寄往所汇之地验兑，交条付银，即不找保立收据也可。
四、信汇。各凭各信，字号对字号，下付人堂名，须得保付给，汇水随行市。
五、汇票。凭票给付，汇水随行市。
六、电汇。如用明电，见电后讨殷实承保用款，错则退款，如系各家之密电，用款手续亦与明电同，电费皆由汇款者出。
关于存款，又分往来存款及定期存款二种，前者系商家浮存，随市面之疲快，临时定日利，但存款利率较市面利率略小；后者则有定期一年者，亦有定期一、二、三、四、五、六月者，存户如在存款未到期提取利息，须立一借据。
关于放款，又分信用放款及抵押放款二种。前者放放款时须立一字据，也有随市面习惯办理者。其日利随市面而定，活期者较小；后者抵押货物，须订立合同，执其凭单，押品如系不动产，则须执其红契，并立字据，由承保者垫还。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
山西票号的业务活动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十一个方面：
一、对商号钱庄存放款。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以日升昌票号清江浦分号咸丰二年（1852）为例，贷款给商号：
郁丰号银500两月息7厘
丰兴典银4000两年息7厘
裕泰典银1000两月息6厘
德馨堂银2000两月息8厘
山西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是一种商业交往，钱庄是以兑换银钱为主。起初，钱庄的资本薄弱，须向票号借贷。而票号愿意支持钱庄，藉以容纳各地的公款；钱庄则依赖票号作为后盾，可以取得民间信用，便于开展业务。票号与钱庄的性质、组织和营业范围不同，且可互补。
钱庄的性质是兑换，票号是汇兑；钱庄的营业范围只限于本地，不在外埠设分店，票号则分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票号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号均未兼及；票号交给官吏，发行纸币，钱在注重社会信用，不发纸币。这是票号与钱庄互相分野、互相衔接的地方。票号集中精力经营各地的往来汇兑，把有关地方性质的营业，逐渐让与钱庄。在一些地方，票号总号与票号分庄，委托邻近殷实的钱庄为代理处。
二、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山西票号除对钱庄进行商业放款外，也开始了对近代工交业发放贷款。尽管其数量不大，但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
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山西成立保晋矿务公司向英国福公司赎回山西矿权的过程中，山西票号曾垫支赎矿银150万两，并且是保晋公司的主要集股者。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修建过程中，得自山西票号的贷款57万两，是全部借款72万两的70％。
川汉铁路股款储存有310万银两，其中106万两股款交由山西三晋源、协同庆、天成亨、蔚长厚、蔚丰厚、新泰厚等票号收存，表明山西票号与商办铁路之间存在着融通资金的关系。山西票号还为近代企业收存股款、代招股金。光绪三十年（1904）大德通票号曾在开封、上海、汉口、北京等地为河南均窑磁业公司代招股金。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等票号曾为河南广益纺纱公司代为收储股金。
三、汇兑京银。咸丰时，太平军和清军进入了决战阶段。八年（1858）太平军摧毁了江北大营，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营，乘胜占领苏州，两军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激战，长江以北，又有捻军活跃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如咸丰十一年（1861）各省应解京响700万两，实际只解送到100万两。清政府不得已，于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湖南将京饷银五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是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三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是年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十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
同治四年（1865）将各路厘局提到盐厘银四万两、司库凑拨夔关解存盐税银一万两、二两平银一万两，共银六万两，作为同治二年凑拨之项，“由委员将前项银两如数兑交协同庆、蔚丰厚、元丰玖、天成亨、广聚、和泰各银号分领，干到京后由该委员向各号兑齐赴部交纳。”（《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三万两，交山西票号元丰玖汇兑。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西太后挟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曾住宿祁县大德通票号，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廷因道路不靖，西商票号老庄多在山西省内，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省票号总号。如湖南巡抚俞廉三筹款11万两，转交山西票号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九家票号汇兑至山西平遥。
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以33300银两作为江西筹借直隶银由山西票号蔚长厚、新泰厚汇赴江海关道衙门转汇直隶。下面是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山西票号汇兑京饷银两统计：（《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元年（1862）10万两同治h年（1863）139万两同治三年（1864）56万两同治四年（1865）128万两同治五年（1866）235万两同治六年（1867）413万两同治八年（1869）277万两同治九年（1870）37万两同治十年（1871）15万两同治十一年（1872）283万两同治十二年（1873）155万两同治十三年（1874）10万两光绪元年（1875）453万两光绪二年（1876）384万两光绪三年（1877）233万两光绪四年（1878）2万两光绪五年（1879）179万两光绪六年（1880）296万两光绪七年（1881）240万两光绪八年（1882）143万两光绪九年（1883）221万两光绪十年（1884）24万两光绪十一年（1885）283万两光绪十th年（1886）280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10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1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152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329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290万两光绪十八年（1892）313万两光绪十九年（1893）266万两以上31年中，票号汇兑京饷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189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