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悠闲的我，因为过早的知道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让自己陷入烦恼，苦苦思索着如何应付那该死的方田均税法。直到有一天传来消息，说《清议法》已经颁布，我才暂时从这种烦恼中解脱出来。
然而等到我看到那道诏书的时候，却发现事情永远不可能如我想的那么美好，便如这《清议法》，首先三十到五十年后解密军机大事这一条就取消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皇帝和大臣们没兴趣让天下知道；这个倒还罢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拟议中的《枢密院旬刊》变成了《月刊》，而《皇宋月刊》变成了旬刊。至于让儒生到指定场所辩论朝政，更是没影没踪了。看着这个被从中间砍断的《清议法》，我才知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意识的人们来说，提倡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困难。不过在诏令中，有一些句子暗示朝廷虽不提倡但也不追责儒生议论朝政，我想这可能也政治斗争的一种妥协吧。说真的，我还很怀疑发行这两本杂志和诏书，还是皇帝和王安石想挣钱，才做出妥协的。
本来我想在大坝上捅个眼，没想到这个眼又被堵上大半，只剩个沙漏了。也罢也罢，尽人事，听天命吧。我安慰着自己说，这总是聊胜于无。
正在那会做声不得的时候，石福来报，沈括大人来访。
我连忙到客厅相见，却见厅中站着一个中年人，脸微胖，长得也算眉清目秀。这人就是沈括？我嘀咕着上前，寒喧起来。
两人客套了几句，就分宾主坐下，我就问他来意，原来他是读了书院的几本教科书，一直想见我，没想到我却去了湖北炼铁，又听到炼钢有成……总而言之，就是他很佩服，就想来见见我。
我倒没想到沈括居然会成为我的追星族，肚子里暗暗得意，嘴里却不得不谦逊几句，又说了些沈括修水利，制礼仪的得意事迹，然后就开始闲扯起来。
据历史记载，这家伙几乎是个全才，数理化不用说，连生物天文地理全都懂，还会打仗，造兵器，炼钢，所以他一问问题，我就头痛。那几本书我编得多累呀，还有多少人帮忙才整出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东奔西跑，心里想的不是赚钱就是政治斗争，怎么可能和这个被后世数学家称为“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的，仅中国出了一个的”数学家谈数学呀，别看我是现代人，他一和我说算体积，我头都会变大多少倍。我高数早就扔了，初中数学当然也有他闻所未闻的，但是他擅长的地方我同样也不怎么灵光。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最差的情况，我东扯西扯，故意找一些自己懂得多的地方说，一会说到化石，说到地壳运动，让沈括非常有兴趣。我看着他那高兴样，心里暗暗好笑：“我能不知道你的痒处吗？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化石的人呢。”我又和他说太阳历，简直让他感动得认我为知己，沈括主张废除太阴历改用太阳历，以适应农时，谁不知道呀？当时人们不采用，他还说以后一定会被采用，结果到九百年后英国人开始用了。这么出名的事我能不知道？不过我不傻，现在就算我是皇帝跟前的红人，我也不会帮你去主张什么太阳历的，采用新历法可是古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包括礼制、传统、实用种种因素都要考虑，而且采用新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政治上的一种新气象，再怎么联想过份的都有，我这时候要帮你整这个，那不是告诉天下，我石越想变革旧制吗？
因为我地位比他高，知名度比他大，学问看起来也似乎比他强，他倒是蛮佩服我的。本来还觉得我这么年轻怎么知道这么多，见到我后才相信原来真有“生而知之者”，我猜他把我当圣人都有可能。我则一面肯定他对太阳历的认识，一面指出历法的改易是朝廷大事，需要极度慎重，他也只有点头的份。
留着他用膳之后，我们又说到计时的机器，他发明的漏壶很出名的，我却向他提出现代钟表的原理以及一种现代的计时方法，他蛮有兴趣的听着。完了我又让他改日去看我的印书坊的机器……总之种种新奇的东西和想法，我都一反平时的低调，在他面前口若悬河。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议论，一直谈到日薄西山，他才依依不舍的告别。
我知道对付沈括这种人，让他对你死心塌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佩服你。沈括是个聪明人，他能想出许多技术发明，并注意到许多的细节，都证明他是比较开通的人。所以他不是那种恪守古制的人是有理由的，他支持新法也是有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沈括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懂政治，关心民生，实际上他的许多发明就为了改善民生而发明的。他也是一个军事家，一个出色的外交使节，当然这些这时候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却可以从这些推测到他的为人——我相信沈括本质上，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支持新法，是因为他认为新法可以帮助大宋富强，当然，我不排除有可能是王安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一个促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