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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颁布讨伐诏书。
这光打雷不下雨，有什么用？
秦牧知道司马安不会胡乱放屁，这么做一定另有用意，他稍一思索，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左传》有云：兄弟阔于墙，外御其侮。对于同为汉人政权的大秦与朱明来说，以异族入侵，强令剃发异服的女真就是外侮。
面对外侮，兄弟之间应该暂时放下嫌隙，共御之。
一直以来，大秦对荀延残喘的朱由榔，都没有主动攻击，甚至还允许商人互通有无。现在大秦起兵北伐，驱逐外敌，朱由榔却在后面趁火打劫，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上，他理亏。
现在大秦忙于北伐，不适合大举发兵南征，但也不能就此忍气吞声，必须先坐实朱由榔的“不义”罪名，抢占道义的制高点。
这一点很重要，与对付满清不同，大秦与满清之间，大秦毫无疑问占尽了道义，只要把精力用在军事上，驱逐满清就可以了。
而大秦与朱明之间，以前毕竟是臣与君的关系，道义上并不占理，大秦一统天下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将来发兵攻打朱明，总难免会让后世所诟病。
别以为这种“诟病”无关紧要，在这年代，讲究君臣父子，纲理伦常，一切皆须名正言顺才行。
你得位不正，受人诟病，将来就会有人拿这个来攻击你，甚至以此为理由煽动叛乱。
正因此，历朝历代建立之初无不尽量诋毁前朝，以突显自己夺得天下是合乎大义、是名正言顺的。
司马安建议先发布讨伐诏书，也是本着先抢占大义的意思，现在北伐还没有结束，朱由榔来趁火打劫，有“共御外侮”这个大前题在，百姓都会觉得是朱由榔理亏，进而同情大氛一但事过境迁，将来最直接的外族威胁没有了大秦再讨伐朱明，那就是纯粹的内斗。朱明是曾经的天下正朔，那时百姓就会觉得是大秦在“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他们就可能会转而同情朱由榔，这对大秦很不利。
按司马安的建议，先发讨伐诏书，让天下百姓都知道，是朱由榔无义在先将来发兵讨伐那就名正言顺了。
秦牧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让杨慎负责起草了一份讨伐诏书口强烈谴责朱由榔为一己之私，不顾民族存亡，不顾天下苍生死活，不顾华夏衣冠沦丧，趁火打劫，背后拥刀子，险至北伐大业半途而废的恶劣行径。
总之，所有能扣上去的罪名，都扣给了朱由榔和翟式耙诏书拟好之秦牧盖上玺印，正式颁布天下。
这就叫兵马未动，大义先行。
在北边的燕京祖大寿、吴三桂的叛乱，看似轻易扑灭了，但熊文举那一响屁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绝不是祖大寿与吴三桂这一场叛这么简单。
满清入关以来，种种举措，早就让汉人敢怒不敢言；
先是强令剃发易服，让汉人在思想上饱受污辱；
接下将汉人驱赶出内城，让很多士绅之家变成了丧家之犬。
再接着来了一个圈地令，让京城附近的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包衣奴。
这一次接一次的折腾，让汉人的怨恨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满清一直强大，主宰着天下，那么大家只能依旧忍气吞声：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清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眼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了。
而之前，有意两边下注，把家人送出燕京的，绝不仅仅是祖大寿、吴三桂、龚鼎孽这几人，这种现象在汉官中普遍存在，谁都想为自家留条后路。
多尔衮这一查，等于是把许多人逼上了绝路，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
汉军镶黄旗牛录章京李元清，既祖大寿与吴三桂之后发动叛乱，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胆子，敢去袭击摄政王府，却带着一百多名汉军旗士兵出其不意地杀出了京城；
并得到了汉军正蓝旗吴宪的响应，合兵三百，窜入了城西的玉泉山一带，多尔派兵清剿，一时竟奈何不得。